您当前位置:法治建设
泰县检察1966:《关于检察业务工作建设的初步意见》
2019-10-08 11:35:21
区检察院

在收集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工作资料期间,我们发现了一份有着特殊价值意义的文件,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,姜堰(原泰县)检察机关最早的关于检察业务工作建设的规范性文件。这正是今天我们今天将要解读的档案——泰检办(66)字第2号《泰县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业务工作建设的初步意见》。

时光荏苒,1956年,泰县人民检察署更名为泰县人民检察院,在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下,年轻的人民检察机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,检察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的基础不断夯实。

 

1966年2月,根据省委第十二次政法会议精神和上级院相关工作指示,泰县人民检察院经集体讨论研究,出台了《关于检察业务工作建设制度的初步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。

《意见》现存正文6页,共分为7章34条,计3500余字,从指导思想、具体办案要求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和要求,对检察业务工作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
 

《意见》第一章为“总的要求”,开宗明义,提纲挈领,强调检察干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,突出政治。《意见》指出,“检察工作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分,我们看问题、做工作,都要同整个革命形势联系起来。”明确要求以高标准来要求办案工作,重视办案质量,讲究办案效果,使每一个案件都办得“质量高高的,效果好好的”。在党委领导下,坚持同公安机关、人民法院分工负责和相互制约的原则,坚持群众路线、调查研究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。


 

时任检察长马志庆同志


《意见》第二章为“办案工作”,主要对审查批捕、审查起诉工作进行了规范,强调每个案件都要达到“四个过硬”:一是认定犯罪事实过得硬、二是认定性质过得硬、三是执行政策过得硬、四是质量效果过得硬。

例如,《意见》第六条规定,对于公安机关已拘留提请批捕的人犯,必须全部提审;移送起诉的案件,必须全部提审被告。根据第八条规定,在调查核实、征求处理意见中,“要做到好话、坏话、正确的话、错误的话,都要听。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,要耐心听,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”,反对偏听偏信,经过“去伪存真”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和处理意见。

《意见》对批准逮捕和决定起诉的标准作了具体规定,《意见》第九条、第十条:“批准逮捕的人犯,必须是确已构成犯罪,根据政策法律应该捕、必须捕的”;“凡是决定起诉的,必须是起诉的犯罪事实完全清楚,正确确凿,按照政策法律,确实应当判处徒刑的案犯。”《意见》对揭发斗争犯罪分子、处理涉案财物等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。

除审查批捕、审查起诉以外,当时的检察机关还承担了部分自办案件,当时称之为“内部严重违法案件”,但对案件范围作了具体的限制。《意见》第三章明确指出,检察机关自办案件范围,主要是“基层干部利用职权打死人、逼死人、打伤致死、致残、非法处死或蓄意逼死人命等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件,不得随便扩大范围。”同时规定对自办案件必须拘留的,应当报请党委和上级人民检察院批准,方可拘留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,《意见》明确使用了“人权”这一表述,无疑是具有高度的前瞻性的。

此外,《意见》还分别对监所检察工作(第四章)、人民来信来访工作(第五章)、调查研究工作(第六章)等作出了相关规定。明确了对看守所的定期检查制度,强调重视对人民来信来访的调查处理,指出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,除了办案工作上要加强调查研究外,还要有重点地选择一个地区、一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,发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出现了问题,或者工作上有什么漏洞,应当提出意见,报告党委和上级人民检察院。第七章“其他工作”对检察人员遵守纪律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,如“不准逼供信;不准侵占赃款、赃物;不准贪赃枉法;不准包庇坏人,诬陷好人;不准弄虚作假,伪造材料;不准泄露国家机密”,要真正执行报告制度,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,必须及时向党委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报告。当然,由于《意见》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文中的一些章节、条款和用语表述,也多少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特定印迹,但这正是真实而宝贵的史实记录,让我们对当时尚处于探索发展中的人民检察事业有了更为生动、直观的认识。

掩卷自问,面对这份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基层检察业务工作建设指导文件,今天的我们当有何所感?有何所思?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,其中,我的认识有三:

一是高度的政治自觉。检察机关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,首先是政治机关,必须始终把讲政治摆在第一位。当年“为革命而办案、为人民而办案”的思想,在本质上是与今天我们强调的“以人民为中心”一脉相承的。但是,检察机关的讲政治,绝不是空喊口号,摆花架子,而是要落实到平时司法实践和具体到每一个案件中的,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始终加强业务工作建设,夯实检察事业根基。尤其是在一切强调“政治挂帅”的特殊年代里,我们的检察前辈们能够有这样的认识,坚持将业务工作建设摆在重要位置,并专门出台《意见》指导业务工作开展,实属难能可贵。不管到什么时候,办好案、办对案,始终是我们检察人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,真正把“忠诚”落实在司法为民的实践之中。

二是严格的责任担当。加强检察业务工作,归根结底在于确保案件质量,强化司法责任心。《意见》出台当时,检察机关实行的是“专人审查,集体研究,检察长决定”的办案制度,今天,我们司法责任制改革后的相关制度、规定,与当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,但这并不代表当年检察机关就没有关于保障案件质量、落实办案责任的具体措施。《意见》第十七条规定:“为掌握第一手资料,必要时,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刑事案件现场勘察工作”,可以说,这是为后来的提前介入侦查机制进行了“试水”。《意见》体现了办案亲历性的重要性,明确了对检察长的办案要求,第十九条规定:“检察长对于审查批捕、审查起诉等办案工作,除听取汇报外,还应提审被告,有重点的下去调查核实和亲自办理一些重大案件,以便得出经验,指导工作”。也就是说,作为检察机关领导也要承担起一定的司法办案任务,领导带头,亲力亲为,这正是人民检察机关应当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传统。在案件质量监管方面,《意见》第十八条规定,“对所办的批捕、起诉案件,要每季度复查一次,复查案件必须贯彻群众路线,发现冤案、错案,要及时纠正并总结上报。”可以说,已经初步具备了今天检察机关案件监督管理工作的雏形。对案件质量的严格把关,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,可以说是从人民检察事业诞生之初,就深深烙印在每个检察人的心中,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要追寻的初心和使命。

三是崇高的使命情怀。在整理档案期间,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——这份签发于1966年2月的《意见》,竟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之前,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后一份与泰县检察院相关的文件资料,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,竟再无只字片语可寻。今天的我们知道,就在这份《意见》出台后不到三个月,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袭卷而来,司法工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干扰与破坏,检察机关甚至被一度撤销建制达十余年之久。我们永远无法知道,在那些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日子里,我们的检察前辈是凭着什么样的坚持与定力,最终完成了这样一份沉甸甸的指导意见?或许,历史还没有来得及给它足够的时间施展。而当年参与起草这份《意见》的检察前辈们,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又经受了哪些风雨与坎坷?今天,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知晓前辈们当时的心迹,但有至少一点我想是肯定的,那就是“在岗一日,尽责一天”的情怀与坚守。“功成不必在我,建功必须有我”,未来不管是风和日丽,还是艰难险阻,我们唯有抓住今天,抓住当下,方能不负初心,担起使命。

“七十载惊涛拍岸,九万里风鹏正举”,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、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1周年的今天,我们扎实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,回首这段档案中的检察历史,正是为了追寻初心、坚定信仰。让我们向历史致敬,向检察前辈致敬,切实履行好“不忘来时路,建功新时代”的庄重承诺!